摘要
背景：尽管评估吸烟史和建议吸烟者戒烟在临床上很重要，但肺癌患者在与他们的治疗者(OCPs)临床接触时，经常会感到被指责和羞辱。在这些接触中具备感同身受的沟通交流可能有助于减少患者的羞耻感体验并改善相关的临床结果。本文对OCP和患者报告的数据进行了评估，以OCP为目标的感同身受沟通技能(ECS)训练有助于减少肺癌患者的耻辱感和提高沟通能力。
研究问题：ECS干预对OCP的沟通技能提高和患者报告的结果(肺癌患者羞耻感、沟通满意度以及感知OCPs的感同身受)有何影响?
方法：研究对象包括30名治疗肺癌患者的多学科OCPs，他们参加了2.25h的ECS训练。培训前和培训后，均由标准化的患者评估ECS的改善情况。此外，计划中的名目前或曾经吸烟的患者(每个OCP有6名独特的患者[3名训练前，3名训练后])中，有名患者(89名训练前，86名训练后)完成了访问调查，并获得他们与OCP互动质量的反馈。
结果：OCPs在感同身受沟通技能的使用总体上有所增加[t(28)=-2.37;P0.05),患者羞耻感减轻技能提高[t(28)=–3.88;P.]，以及沟通技巧使用的广度提高[t(28)=–2.91;P.01]。患者对ECS训练后沟通的总体满意度明显高于训练前[t()=2.15;P?.;Cohend=0.35]。从训练前到训练后，患者报告的羞耻感及感知OCPs的感同身受没有显著差异。
解释：感同身受、减少羞耻感的沟通可能会改善对吸烟相关癌症患者吸烟史和戒烟史的评估过程。这些发现支持传播和进一步测试一种新的ECS模式，以培训OCP了解评估吸烟史的最佳做法和目前吸烟患者参与戒烟治疗的情况。
羞耻感，即他人的负面评价和被轻视的体验和主观感受，越来越被认为是对为肺癌患者提供高质量治疗的威胁。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欧文·戈夫曼将羞耻定义为“一个人被社会轻视的感受”。羞耻感引发不同的情绪(如厌恶、恐惧、愤怒)，并可能促使人们形成或接受羞耻的态度。由于肺癌和吸烟之间的联系，被诊断为肺癌的患者经常会面临社会的轻蔑;对于那些目前或以前吸烟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大多数肺癌患者报告有羞耻感，近一半(48%)的肺癌患者报告在与他们的肿瘤治疗者(OCPs)的临床接触中，特别是在讨论吸烟问题时，有羞耻感。
戒烟实践指南建议对吸烟状况进行常规评估，提供戒烟建议，转诊或协助戒烟治疗。然而，在肿瘤治疗中采用这些实践是大不相同的，患者的参与度一直很低。尽管在癌症治疗的背景下促进戒烟在临床上很重要，但人们越来越担心，对吸烟的常规评估和提供戒烟建议可能会引起人们形成肺癌羞耻感的体验和主观感受，从而导致患者避免寻求戒烟支持的意外后果。当临床医生错过或忽视患者主动陈述时，也可能引发肺癌病耻感，而这些陈述可为临床医生提供同情反应的机会。
在不同类型的感同身受情景中，以下三种类型的机会与OPCs和目前或曾经吸烟的肺癌患者之间与吸烟有关的对话特别相关:(1)情绪(情绪状态的陈述;例如，“我很害怕这个诊断”);(2)挑战(与癌症相关/无关的障碍陈述;例如，“我试过，但是没能戒烟”);(3)进展(状况/生活质量改善或积极事件的陈述;例如，“我已经4个月没碰过香烟了”)。
每一种都为OCPs提供了感同身受反应的机会。例如，当肺癌患者表达出负面情绪(如内疚、自责)时，OCPs可以通过使尼古丁成瘾普遍化而做出感同身受的反应(如，“你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吸烟了，那时你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尼古丁上瘾和吸烟的危害。那也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吸烟更为普遍和容易被接受”)。他们还可以使患者与烟草依赖进行斗争(例如，“尼古丁是一种强大的成瘾性物质，我知道戒烟不容易”)，同时提供一个明确的戒烟建议(例如，“我建议你去见咨询师以帮助戒烟”)，强调戒烟的好处(例如，“戒烟可以改善你的癌症治疗和结果”)，并表示愿意帮助(例如，“我将推荐你去看咨询师，他们会帮助你完成这个戒烟过程”)。诸如此类的反应有助于向目前或以前吸烟的患者表达感同身受。
我们早期的工作描述了在与肺癌患者进行基于感同身受的沟通交流时，对OCPs进行培训的重要性。更多的富有感同身受的沟通可能对改善临床治疗特别重要，因为当OCPs遵守常规吸烟史评估临床实践指南时，肺癌患者经常会有责备、羞耻和内疚的感觉。
与患者进行富有感同身受的沟通有利于促进患者的健康和参与治疗过程。Pehrson等人将感同身受沟通的目标定义为“识别或诱发并回应患者表示感同身受，以沟通理解、减轻痛苦和提供支持。”虽然感同身受有几种定义，但我们选择这个定义是因为它与临床治疗最为贴近。Neumann等人提出，感同身受交流可使患者披露更多信息，这导致两种更好的结果:情感导向效应和认知/行为导向效应。尽管可能存在认知/行为导向效应，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