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大好人
说来也巧，3月24日那天，一个是下午，一个是晚上，一个陕西电视三台，一个是阳光卫视台，分别看到主持人访问我颇熟悉的一位同事的妻子，退休十来年收养残疾弃儿的事迹；和我现在住的家属区同一个楼，同一个单元，楼下的一位年过六旬单身女公务员十年来先后在西安和北京为无人照料的罪犯子女创办四个“儿童回归村”的故事。在这天之前不久，又在华商报上看到曾同在一个单位一二十年之久，且有过交往的一位普通工人，离职经商赚大钱后，创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民办大学，他自己成为一位教授和大学校长兼*委书记的报道。他们都是我的邻里，都是大好人，大能人。同事夫妇我同事姓姚，文革前后是西安一个技工学校的语文教师，很有水平，我是一个蹩脚的教*治课的，语文*治是一个*治学习小组，大家常有交流，我和姚同事关系不错，只是都老了，退休后，他随老伴，人称张大妈到附近农村家，我也没有住在工厂家属区，所以十几年没有见过面。这次在电视上看到他侃侃而谈的老伴，和他的几句赞扬前者是个好心人的话，很是感人。其实张大妈好心，办好事，没有他老头子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他们老两口回农村老家，自然是希望安度晚年。一次听说，在村口曾发生过两次冻死饿死被弃残疾婴幼儿的事，埋怨一些人太没有怜悯生命的心；他们想，如果他们遇到这种事，绝不会不理不睬。不想没有多久，真让他们碰上了。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村口一个不足一岁的残疾弃儿，小被子裹得紧紧的，红红的小脸蛋，反卷和裂开的上唇，人们都在围观，同事老伴从自己大门口几个人大声喊叫中知道后，拔腿跑向弃儿处，拨开人群，抱回家里，他们希望抛弃这个小生命的亲生父母，某一天会有良心发现，接自己的骨肉回去。但这这“某一天”始终不见，老两口就一直养着，为其治病，和对自己的孙子一样。人间的许多事，看起来怪，其实不怪，就叫见怪不怪。从收养这个残疾幼儿起，这对退休夫妇门前，隔个三、五月，甚至半月十天，就有一个不是缺胳脖少腿，就是智残的孩子，“生长”出来。他们一一收留，一样对待。当然对于已经弄清身份，知其“来源”的弃儿，就劝他们的父母尽养育责任，有时还请人协助劝说。但有的父母就是不愿养育他们的残疾孩子。邻村一对青年夫妻，还算“光明正大”，没有把孩子偷偷放在好心同事夫妇门口，而是直接“送”上门来，后者理所当然拒绝了；但青年夫妇很有“耐心”，又“送”来，又被拒绝，第三次“送”来，同事夫妇看孩子面*饥瘦，似乎难以活下去，只好收留下来。到现在还养育着有十八个残疾儿童。这对老人夫妇都是企业退休职工，退休费很低，张大妈只有七百元，当教师的老伴也不过两千。可想而知，养育这些孩子是极其困难的。为了解决困难，养鸡、养猪、养羊等，什么活都干，当然也不时得到有好些人的帮助。张大妈心好，一家八个姐妹心都好，似乎是老母亲“遗传”给她们的。老母在世时，就是一个热心肠大好人，村里谁家有个什么事，总有她的身影。现在还健在的四个姐妹和她们各自老头子，都协助养育残疾弃儿，四个家庭，其中一个姐姐还远在千里之外，也参与其中，少则一个、多则三个，共十个；还有八个，张大妈和老伴“当仁不让”了。楼下的单身女士公务员我现在住的一个小区内的一栋楼，楼下的一位离婚单身女士，也姓张，她近十年来，因为陆续创办四个“儿童回归村”，而受到中央和省上媒体部门的宣扬。我上下楼均经过其门口，时常遇到她的女儿和女婿，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偶尔还打招呼，逗孩子玩，还得到“爷爷”的回应，但几年来，即使节假日，也没有遇见过这位颇有名气的女士。因为她太忙了，西安的三个，北京的一个“儿童回归村”共二百多个孩子，事情太多了，极少回家。张女士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在监狱管理部门任报纸，了解大量罪犯子女生活情况，其中有些幼童和少年因无人照料，处于流浪状态，甚至还受折磨。一个年轻农妇杀死她丈夫，被判死缓，几岁的孩子竟去乞讨，后村里让一个有点弱智人领养，不仅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还常挨打，致全身伤痕累累。由此，这位好心张女士萌发了把不能自立而又无人照料罪犯孩子集中起来管理教育的想法，并很快付诸于行动。“儿童回归村”也许起初不是这个名字，但不管用什么名字，意思是一样的，要让这些孩子，和正常人的孩子一样，享有的正常生活、接受国家的正常教育。但是，谈何容易，场所，工作人员，特别经费等问题，还有许多人不理解的“闲言碎语”，其种种难题，是很不容易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钱的问题，她只是个一般公务人员，不是富翁，没有好运中大奖，也没有大作家的丰厚稿费，所以不得不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为了那些可怜的孩子，她不怕个别单位领导讥讽，甚至说她是骗子，只要有助于她的“儿童回归村”就行。当然支持的领导，和好心人还是有的。当第一个“儿童回归村”简易楼所，因经费极端困难，面临停工，打算用自己单位住房向银行作抵押贷款，而又行不通的情况下，香港一个爱国人士，为她捐款15万，解决了燃眉之急。就这样在一些好些人的帮助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小困难，历经十来年，她的四个“儿童回归村”，越办越好，得到*和*府的肯定和好评。这“儿童回归村”不仅对无照管的罪犯孩子是好事，也很有利于罪犯本身的改造。据调查，“儿童回归村”孩子们的罪犯父母，97%以上，因为再不担心子女问题，而有了明显的进步，自觉接受改造，消除了同社会对立和反社会的心理状态。这自然会对社会起长治久安的作用。张女士年已过六旬，仍不减雄心壮志，希望将她的“儿童回归村”，推向全国。她之所以在北京办“儿童回归村”，就是想通过中国的*治中心的强大影响力，达到这个目的。工人出身的大学教授、校长兼*委书记西安某著名民办大学教授、校长兼*委书记，姓任，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人士，本市本省很名气。多年前，我曾同他在一个数千人的单位里，虽说不上深交，彼此还是很熟悉。那是1967年的春节过后，我一家人挤了一夜火车从老家返回，刚迈进我那十几平米的房间，还没有扫地、擦桌，不懂事的两个孩子喊叫着要喝，要吃，心正烦，这未来的名人进来了。这之前，他并没有进过我家门。我家自然不是三宝殿，但他肯定是有事的。我无法给他倒水喝茶，只好表示歉意。他说，他是来借我自行车，明天到郊区有事，并要给一毛钱，说让我上班乘公共汽车，他似乎不是开玩笑。我那自行车是花了夫妻二人两个月的工资才买的，飞鸽名牌，新新的，真不愿借给他，但还是让他骑走了。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说不出什么来的回忆。而事实上，他和我们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人，电工，技工学校毕业，没有出色的工作表现。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从我们这个中央企业调到一个地方汽车厂，靠承包搞到的第一桶金，后经销东方汽车零件，没有几年，就赚了大钱，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其可贵处，不是将大把的钱用在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生活消费，而是投资于教育事业。大概是1991或1992年，我去拜访过他，这时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他了，三个门市部，雇员五十多个，腰缠万贯，但令我奇怪他们一家还是住在原先的简易筒子楼里。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买所大而好的商品房呢，别墅你也住得起？他说，不着急，慢慢来，钱还是先用在急用的地方。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所谓“急用”是指什么，而且我也不便问人家。几年之后，他和人合伙投资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并且不错；又过了几年，同时创建民办大学。后者，现在不仅在西安地区，而且也在全国已很有份量了：在校学生三万多，聘用教职员工数千，教学场地数万平方米。我去过那里，那背山、小河，崭新漂亮的教学大楼、图书馆，简直是一景。《华商报》等报刊多次长篇介绍这个民办大学，和其创办人的事迹，后者几度被推为陕西省新闻人物。当然投资这样规模的大学，非他个人力量，虽然他已将自己的千万计资财，全部用之于学校，其实是“杯水车薪”，还得靠*府的大力支持，和银行的巨额贷款。